以政策理性与前瞻性稳定经济发展预期
在金融符号和金融市场表现与经济走势预期高度联动的今天，我国尤须保持经济政策的理性，踏踏实实将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对实体经济竞争力的整固与提升上，切实防止产业资本日益“不务正业”，进而蜕变成另类金融资本。尽管不断加快的人民币国际化步伐有可能显著提升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与获益程度，但在国际市场经验与战略性金融人才储备尚存较大缺口的现阶段，我们更应以前瞻性的防范措施守住金融风险，稳定经济发展预期。
尽管将A股视作中国经济的“晴雨表”不甚精当，但资本市场在“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的头4个交易日里，居然已有两次触及“熔断”，显然大出乎政策设计者的预料，也背离了初衷，是本已压力重重的监管层所不愿看到的结果。本就疲弱的市场信心，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如果得不到较快修复，则A股在2016年的宽幅震荡或将难免。
根据目前市场普遍流行的观点，沪深股市新年以来两度被迫提前收盘，主要原因在于人民币汇率已经走低到近五年来的最低位以及交易主体对大批限售股即将解禁的担忧，引致投资者集中减仓进而触发了恐慌性抛盘。不过，中国证券监管部门很快发布了上市公司股东高管的“减持新规”，明确要求：大股东在三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一。而官方也发文表示，央行在2015年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总体保持基本稳定的基础上，2016年有能力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并警告一些投机势力试图炒作人民币并从中牟利的行为。认为其交易行为与实体经济需求无关，不代表真正的市场供求，只会导致人民币汇率异常波动，并向市场发出错误的价格信号。这预示了在强大的中国央行面前，上述投机势力很难成为最终的赢家。
学过一点行为金融学的人都知道，作为有限理性的广大市场参与主体，其交易行为有着很大的“同步性”与“跟风性”（亦即羊群行为）。如果在一个不确定性较大的市场环境中，股价对于信息的有效反应能力较弱，极易产生交易行为的“趋同性”，进而容易造成个股与大盘走势的一致性。在这种情势下，即便是看起来很好的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市场防火墙设计，也往往背离政策设计者的初衷。所谓即便是世界上最为强大的政府，也不要试图证明其比市场更聪明。这绝非否定政府干预的重要性、及时性以及充当“守夜人”的艰辛，而是在提示世人，保持市场理性实在是太高难度的命题。
的确，在刚过去的2015年，中国经济遭遇了六大风险，即民间融资断裂风险、股票二级市场杠杆资金大面积踩踏风险、房地产市场二、三、四线城市库存积压、地方政府平台债务风险、僵尸企业债务偿还风险以及资本大量外流引发的汇率波动风险。2016年的经济运行当然还需继续消化上述风险，而新的衍生风险更有可能不断滋生，这就为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投下新的不确定性。好在资本市场并非中国经济的全部，今日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尽管可能是2008年以来最为严峻也最具不确定的，但在政府的政策工具箱里，依然存有不少管用的政策选项。任何低估中国政府管理经济能力的预测都有可能犯经验主义的错误。笔者注意到，无论是最高决策层还是地方政府，都在一定程度上检视这些年来经济政策投放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并开始从源头上着手治理。其中的一个重要共识是：这些年来一直秉持的增量改革已经到了必须切实反思并将其切换到深层次的存量改革上来的时候了。只是在供给结构调整过程中，对过剩产能的去化以及备受关注的房地产去库存，如果进度拿捏不准，很容易影响实体经济的稳定乃至金融市场与金融体系的稳定。特别是随着部分企业信用风险的不断积累与时而爆发，在极为敏感的传导效应下，往往容易诱发大面积的违约风险。而政府拟将实施的减税政策，如果没有相应的补位措施，又有可能引致财政赤字的大幅增加。因此，政府每一次在宏观经济调整方面的大动作，都是一次危险系数较大的走钢丝行动。市场必须对此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当此关头，深刻理解并有效执行供给侧结构改革，亟须各级各地政府的清醒认识与准确判断：供给侧结构改革，换作另一个角度来看，其实就是满足有效需求的问题，以及在此基础上如何实现有效经济增长的问题。过去这些年，我们太过重视生产，轻视满足有效需求。经济低迷时，往往首先想到的是扩大投资或曰生产，并以计划经济思维模式来刺激需求。今天，即便是普通百姓也知道，经济体系是不能被随便刺激的，需求也不能任性刺激。消费尤其更不能轻易刺激，应让市场主体在基本无后顾之忧的基础上再考虑扩大消费需求。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以深层次改革提升经济增长的福利效应，例如减税，扩大政府的转移支付力度，尤其是普遍提高社会福利保障水平。
中国正在由制造业大国和贸易大国向产业与资本强国迈进，在此过程中，特别要防止系统性经济与金融风险的集中爆发。否则，不仅有可能摧毁我国这些年来好不容易取得的财富积累成果，更有可能最终使得我国错失赶上发达经济体的良好机遇。因此，在金融符号和金融市场表现与经济走势预期高度联动的今天，像中国这样的超级新兴经济体尤须保持经济政策的理性，踏踏实实将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对实体经济竞争力的整固与提升上，切实防止产业资本日益“不务正业”，进而蜕变成另类金融资本；另一方面，尽管不断加快的人民币国际化步伐有可能显著提升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与获益程度，但在国际市场经验与战略性金融人才储备尚存较大缺口的现阶段，我们更应以前瞻性的防范措施守住金融风险，稳定经济发展预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