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凯恩斯主义到供给经济学：中国宏观政策大转型
【财新网】（专栏作家 刘胜军）凯恩斯曾言：“真正危险的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一旦失去正确的理念，经济政策就会迷失在无知、短视与利益的纠结之中。11月1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从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的重大转向，中国经济转型有望迎来实质性突破和转折。
一、政策转向的深刻含义
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原因并不复杂：实践证明，单纯的需求管理难以帮助中国经济走向复苏。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力图通过持续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需求。2015年以来，央行已5次降息降准、发改委新批基建项目超过2万亿，但经济颓势难改。无论是2009－2010年的四万亿，还是目前的投资刺激，均收效不佳。这表明，中国经济面临的不是短期的、周期性的、外部的冲击，而是中长期的、结构性的、内部的压力。刺激政策对前一种情形或许有效，但对后者却束手无策。面对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态势，林毅夫坚持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最主要的原因是外部性的，是周期性的，而不是内部的体制性、机制性的。不要把周期性的问题当做是体制性的问题，这样可能没有真正把问题的解决，而且会创造更大的问题。”现在看来，林毅夫的这一判断具有显著的误导性。
11月18日习近平在亚太经合会议指出：“要解决世界经济深层次问题，单纯靠货币刺激政策是不够的，必须下决心在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方向作更大努力，使供给体系更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
如何理解习主席对货币政策局限性的判断？货币政策为何失灵？笔者认为，货币政策的失灵，根源于当前中国企业部门过度负债、产能过剩的现实。给定这一现实，货币宽松并不能刺激实体经济领域的投资，只会推动资产价格膨胀。
对于资金的流向，余永定给出了生动的描述：“投资回报恶化导致信贷需求萎靡。最开始过剩流动性进入房地产。政府随后掐断了银行资金流向房地产的通道，但影子银行开始兴起。影子银行被打压之后，流动性涌向股市。股灾后，资金又涌入债市。但债市规模不足以吸收如此庞大的流动性，所以资金又回到了股市，导致股市反弹。”
曾任中国央行副行长的吴晓灵最近指出：“现在经济不好，企业不愿投资；银行不敢放贷，坏账太多。银行间利率已到2％左右，是多年来较低水平，银行超额储备率也在上升，说明流动性并不短缺，短缺的是投资信心。唯一办法是市场出清，经济结构调整，让那些没有效率的企业退出市场，消除掉多余的产能，才有助于恢复投资信心”。数据证实了吴晓灵的担忧：2015年10月末，工农中建四大行贷款总计35.69万亿元，较9月减少656亿元。贷款规模出现负增长，是2009年央行公布信贷数据以来的第一次。
金钱永不睡眠。进不了实体经济，必然涌进资产市场。吴敬琏说：“各国救助金融危机的经验表明，在资产负债表出现问题、资产泡沫破灭的情况下，由于人们都要“捂紧钱袋子”和保持流动性，扩张性货币政策对提振经济并没有太大效果。前一时期释放的流动性并没有达到支持实体经济的目的，却刺激了股市泡沫的膨胀，就是明证。”
因此，此前“凯恩斯主义”色彩浓厚的需求刺激政策，并未有效缓解经济下行压力，反而制造了一次暴涨暴跌的股市大泡沫，放大了金融风险。痛定思痛，中国政府下决心开始拥抱“供给经济学”。
二、供给经济学的横空出世
供给经济学（supply-side economics）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代表人物有罗伯特·孟德尔、阿瑟·拉弗、万尼斯基、诺尔曼·图尔和保罗·罗伯茨。其中拉弗因为提出著名的“拉弗曲线”并在80年代跻身里根总统经济顾问而最为知名。
顾名思义，供给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Keynesian Economics）针锋相对，因为后者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凯恩斯主义一度备受官员喜爱，因为它满足了官员干预经济的“动物精神”和英雄主义情结。而供给经济学的诞生，恰逢70年代凯恩斯主义失灵。
半个多世纪以来，凯恩斯主义犹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何也？凯恩斯本人说的坦白，因为“从长期看，我们都已经死了。”（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言下之意：我的方法虽然是短视的，但能短期见效；而要等到那些长期合理的政策产生效果，我们都已经死了。是以，尽管凯恩斯主义备受诟病，但由于它对政治家的短期蛊惑力，它不时改头换面重新登场。
大萧条之后，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曾经去美国游说总统罗斯福，推销“凯恩斯主义”，通过政府投资创造需求来摆脱经济困境。1933年凯恩斯在《纽约时报》发表《致罗斯福总统的公开信》并于次年拜会罗斯福。罗斯福新政期间，美国也的确大力推行“以工代赈”、大力兴建公共工程。凯恩斯主义尚未奏效，1939年二战爆发。
作为罗斯福新政核心之一的《国家工业复兴法》，是政府干预市场的典型：根据《国家工业复兴法》，为缓和产能过剩，各工业企业制定本行业的公平经营规章，确定各企业的生产规模、价格水平、市场分配、工资标准和工作日时数等。罗斯福也加强了政府管制，特别是著名的《Q条例》，对利率水平进行管制。
二战导致美国不可避免地进入“战时经济”：大量企业军工化，市场的力量急剧萎缩，政府的各类管制不断增多，政府支出规模越来越大。二战结束后，美国又接连陷入新的战争泥潭：50年代初的朝鲜战争、60年代的越南战争。旷日持久的战争，不仅持续压制市场力量的发展，也导致美国财政赤字危机。
1973年爆发的第四次中东战争是一个重要历史节点。中东战争导致石油危机，油价飙升，引发“成本推进型”通胀。由此，美国经济步入了前所未有的“滞胀”状态（stagflation）。“滞胀”的出现挑战了经济学家的知识边界，因为按照经济学的原理，通胀与失业率应该是负相关的（菲利普斯曲线），而在“滞胀”状态下出现了高通胀与高失业并存的局面。这也令凯恩斯主义手足无措。
压垮实体经济的还有不断累加的管制。1980年，美国联邦管制的成本约为今天的8000亿美元，平均每个家庭4000多美元，这是巨大的隐形税。
在卡特总统任期（1977－1981）内，经济局势恶化。究其原因，是卡特沿用凯恩斯主义的战术，企图通过刺激需求来摆脱困境。但是由于美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并非周期性的需求不足，而是高成本结构导致的供给不足，刺激需求的政策不仅没有把经济拉起来，反而加剧了通胀。卡特政府在治理通货膨胀和刺激经济增长的问题上摇摆不定，
货币政策时紧时松，最终在滞胀泥潭越陷越深。里根尖刻地嘲讽凯恩斯主义，“凯恩斯用通胀去打击失业，又用失业打击通胀，最终结果是通胀与失业一起打击了美国经济”。1980年里根凭借他的幽默当选美国总统，“衰退的定义是你的邻居没有工作，萧条的定义是你自己没有工作，复苏的定义是让卡特没有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