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镉大米”事件折射土壤重金属污染隐忧
2007年，南京农业大学教授潘根兴带领其团队在全国六个地区的县级以上市场中随机采购了大米样品91个，结果表明10％左右的市售大米镉超标，而问题出在种植大米的水源和土质上。金属镉通过废水排入环境，再通过灌溉进入土壤，水稻在种植过程中吸收了土壤中的镉。
近期，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管局网站公布了第一季度餐饮食品抽验结果，其中一项结果为44.4％的大米及米制品抽检产品发现镉超标。广州市食药监局共抽检18个批次，有8个批次不合格。在广东省食安办公布的抽检31个批次的不合格大米中，有14个批次来自于湖南，镉含量从每公斤0.26毫克到0.93毫克不等。持续发酵的超标镉大米事件不仅导致湖南、江西、广东等地的大米销路遇阻，更让公众对农田污染给百姓餐桌带来的威胁有了新的担忧。
大米中的镉究竟来自何方
2002年，农业部稻米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曾对全国市场稻米进行安全性抽检。结果显示，稻米中超标最严重的重金属是铅，超标率28.4％，其次就是镉，超标率10.3％。
五年后，南京农业大学教授潘根兴带领其团队在全国六个地区（华东、东北、华中、西南、华南和华北）的县级以上市场中随机采购了大米样品91个，结果表明10％左右的市售大米镉超标。中国年产稻米近2亿吨，10％即达2000万吨。他的团队还研究表明，中国稻米重金属污染以南方籼米为主，尤以湖南、江西等省份为烈。
让潘根兴没有想到的是，七年后，他的研究报告会因为镉大米风波受到如此多的关注。
缘何只出现在冶金、塑料、电子等行业的重金属元素会出现在农业生产中且对土壤的污染如此之严重？潘根兴在采访中告诉中国商报记者，在加工、流通等环节，大米在一般环境下是接触不到重金属镉的，问题只能是出在源头上，种植大米的水源和土质出了问题。金属镉通过废水排入环境，再通过灌溉进入土壤，水稻在种植过程中吸收了土壤中的镉。
“这些对土壤造成重大污染的重金属镉主要来自矿山，在这些有冶炼区域的地方重金属元素含量高，其排放的废气扩散后可能随降雨落到农田中。工厂排放废气中含有的镉也会通过大气沉降影响较远地方。此外，一些对农作物施用的肥料中也含有重金属镉。”他表示。
据记者了解，湖南、江西、湖北等稻米主产区的灌溉水系，如湘江、赣江、汉江等河流，沿岸城市的有色金属开采和冶炼业都比较发达，导致整个水系的重金属污染情况异常严重，其中的镉成分，通过灌溉的方式，进入土壤并富集。
于是，走到污染链的最后一环节，南方人日日食用的口粮作物——水稻便变成了最典型受害作物。
对于镉大米中重金属元素的来源，华南理工大学轻工与食品学院教授郑健仙也持有类似看法。他告诉记者，镉大米事件暴露出食品领域安全问题往往出在源头上。上游土壤、水分等生态环境遭受破坏导致食品工业原料受到污染，这也是后续治理中的一个难点。不仅仅是大米，食品加工的原料包括禽类、粮食作物、农产品与果蔬等越来越容易产生问题。
“镉大米事件也隐射出存在于农产品领域的诸多问题，尤其是存在于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地区，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水源与土壤等污染就越严重。”他表示。
据记者了解，我国的重金属污染在北方只是零星的分布，在南方则显得较密集，在湖南、江西、云南、广西等省区的部分地方出现一些连片的分布。其中，受镉污染和砷污染的比例最大，约分别占受污染耕地的40％，仅镉污染土地就可能达到8000万亩。
土壤重金属污染愈发严重
土壤重金属污染并非新话题。环保部门一项统计显示，我国受镉、砷、铬、铅等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已达2000万公顷，占全国总耕地面积的1/6。全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而减产粮食1000多万吨。另外，受重金属污染的粮食每年也多达1200万吨，合计经济损失至少200亿元人民币。除耕地之外，我国工矿区、城市也存在土壤污染问题。
与大气污染、水污染和废弃物污染等污染形式相比，土壤重金属污染具有隐蔽性，一般难以直接依靠感官判断，必需依靠实验分析才能确定。严重的是，这种污染具有不可逆性，一旦进入到土壤中就会积累导致土壤污染，难以迁移和分解，对农作物的影响也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土壤重金属污染还具有滞后性，一般土壤重金属污染很难及时被发现。
郑健仙在采访中告诉记者，最让人担忧的是，土壤重金属污染直接导致了食物品质的不断下降。目前不少地方粮食、蔬菜、水果等食物中镉、铬、砷、铅等重金属含量超标或接近临界值，影响到了食物的卫生品质和其他品质，导致农产品储藏品质和加工品质也不能满足深加工的要求。这种状况已经严重影响到耕地质量、食品安全与身体健康。
“最严重的是，目前土壤中面临的并非仅仅是镉的污染，还有土壤中其他重金属元素的释放，比如铅与砷等重金属对土壤的污染在某些地区已经泛滥成灾。而且在一些已经受到重金属污染的土壤中还存在农民对农作物随意施用化肥、除草剂、农药等污染物的现象，这会让产品受到的伤害雪上加霜。此外，一些转基因食品的推广也破坏了当地生态。上述种种对土壤的污染行为单个看也许并不能引起公众的关注，但累加起来则非常严重。”他表示。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治理与预防显得尤为迫切。
从根本上解决重金属污染
在湖南农业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教授董兴涛看来，要解决大米中的镉污染并不难，难的是对土壤中各种重金属元素污染的彻底治理，因为这并非仅仅是食品安全问题，更大程度上是环境与生态源头污染带来的一系列衍生问题。
他告诉记者，针对土壤重金属污染较为有效的办法是，首先需要从源头上对其加强监测，对一些重金属排放量容易超标的冶炼与采矿等行业加强监督管理，尽快建立土壤重金属污染的监测预警体系，严格控制对土壤与空气水源污染较大的重金属元素的排放量，清楚重金属元素带来的污染程度和污染范围。这是保证土壤不再受重金属进一步污染的首要因素。
“其次，对于河南等一些基本农作物产销大省和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工业较发达的地区对土壤污染应该进行严格管理，不同地区对土壤质地检测的要求也应该完全不一样。还可以考虑对产地进行分类管理，比如在土壤受到重度污染的地区不妨先治理再种植，或禁止生产农产品或对种植结构进行调整。在新疆、西藏等土质较好污染较小的地区可以考虑进行土地改良或改种其他经济作物，或者有针对性地采取生物、化学、物理等措施进行治理和修复。建议对铅、汞、镉、铬、砷5类土壤重金属超标或含量持续上升趋势明显的农业用地，采取网格法建立监测控制点，建立土壤污染预警长效机制。”他表示。
针对镉大米，也有农学专家建议，在大米种植过程中也可以采取一些措施降低污染程度。包括加入石灰等物质提高土壤的酸碱度。种植某些特殊类型的水稻，它们吸收镉与砷的能力较低。利用生物修复法，种植吸收镉能力强的水稻以及类似的植物来清除土壤中的镉，这些水稻收割后可用于发电等。采取上述措施之前，需要弄清楚哪些地区的土壤受镉污染。
他们强调，治理农田的重金属污染，不能破坏土壤原有使用功能。因为有些化学药剂能析出重金属但会破坏土壤功能。应该采取生态治理的方法，建立国家级长期运行的预警和预测系统，对农田污染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及时监控。
对于该问题，郑健仙则认为，目前政府最应该考虑到的是诸如法律法规建设等更为深层的问题。他认为，对于土壤污染，国家层面缺乏一部完整意义的法律，立法显得刻不容缓。地方立法大多线条粗放、空泛，但都可以作为国家层面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有益借鉴。
他呼吁，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制定应当充分考虑到现有的我国现行法律中关于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法律规范，例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法律中已有一些有关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规范。新法应注意与它们的衔接、交叉，避免与之相矛盾或冲突，也应当尽量地将这些成熟的法律规范吸收到新制定的法律中来。
事实上，单是镉大米问题的解决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存在于中国农产品市场中的污染问题。正如上述湖南农业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教授董兴涛所言，如果土壤污染没有得到解决，即便以后农田中的水稻不再含镉，其他作物仍可能重金属超标，重金属也不是只有镉这一种。
“从根本上看，只有把土壤污染控制在政府了解与控制的范围内才有可能让民众真正吃上放心可靠心中有数的农产品。”他表示。（本报记者海燕）
来源：中国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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